“Life is about making choices” ——对话纪录片《何去何从》导演于文超
文/Ge.Zhang & Baiyun.Chen
18岁生日那天，土豪的父亲给他十美元后将他逐出家门。“Don’t come back until you are successful. （没有成功就不要回来）”——土豪的父亲坚决地对他说。
随后土豪选择了参军，因为这能帮他解决衣食住行的难题。但因为内心反战，他成为了一名医务兵，走上越南战争的战场。他记忆中仍然清晰地记得鲜血的味道，也会在熟睡之际突然惊醒。
退伍后，土豪在美国士兵退役处的经费帮助下，完成了大学学业。后来他离开了美国，开始游历世界各地。
2013年，土豪在兰州工作了一段时间后，机缘巧合地成为重庆大学一名外籍教师。
土豪是位不婚主义者，至今未婚，他对学生们说：
“我结婚了，我和我的教育学结婚了；
我有孩子，我的孩子就是你们。”
2017年，中国对在华外籍教师出台新规定，68岁的土豪被告知“非高级人才外籍教师年龄将不得超过60周岁……”
为了将深受师生喜爱的土豪留下，重庆大学外国语学院尝试帮助土豪向大学申请副教授职称，但是机会很渺茫。
土豪的未来，将何去何从？
重庆大学新闻学院15级硕士研究生于文超将镜头对准了土豪。
从2016年10月底至今年7月，在长达8个月的时间里，于文超用摄影机记录下这位饱经世故的老人和他的故事，并制作成了纪录片《何去何从》。
7月23日，《何去何从》预告片上线，不到一天的时间内便拥有了十余万的播放量，在重大人的朋友圈内引发关注。近日，我们与纪录片《何去何从》的导演于文超展开了一场对话，以期更多地了解这位年轻的纪录片导演与Pedro、与《何去何从》的故事。
全文5389字，阅读约需12分钟。
傍晚的黄玫瑰：你是如何想到要以Pedro土豪为主角、拍摄这部纪录片的？
于文超：Pedro是我的英语老师，我从16年3月份起开始上他的课。在课堂上，他经常和我们说起他的故事，我就觉得这位老师很有意思，但当时还没有要为他拍一个纪录片的打算。
到了16年9月份的时候，我在偶然之中得知Pedro因为年龄比较大的关系，可能无法继续留在中国当老师了。但我记得他曾经在课堂上和我们说过他想留在中国、想在中国终老，当时就感觉我可能找到了纪录片一个突破的点。因为Pedro是外教，身份比较特殊，而且我上过他的课，知道他是什么样子的人物，所以就想着那不如给他做个纪录片，看看究竟会发生哪些故事吧。
傍晚的黄玫瑰：你觉得Pedro“很有意思”，能具体说说是哪些方面吗？其中有触动到你的东西吗？
于文超：首先，我觉得他和其他所有老师都不一样。他一上课就和所有人说：你们必须要带电脑。我当时很不理解：上课为什么要带电脑呢？ 通常情况下，我们上课都不会被允许玩手机，但是Pedro还要求我们“必须”要带电脑。
这一点在纪录片里会提到，其实这是他的一种授课方式吧。他很看重技术带给人的改变，他觉得电脑能对他的教学起到一个促进作用。比如说，为了确保每个学生都能看到布置的作业，他会自己或者让助教做一个二维码，让大家去扫；还有他会学一些中国的软件，像超级课程表、有道云笔记这些。别看他68岁了，他其实和年轻教师差不多，非常有活力，会抓到很潮流的东西，很懂得把技术带到他的课堂上。
第二点，他的课堂氛围很不一样。我以前上课都是坐在教室去听老师讲课，是相对比较严肃的氛围。但是在Pedro的课堂上，你没有那种束缚感，会自然地觉得很开心。课堂上你可以吃东西，可以听音乐，你要是不想听课的话还可以离开……而且他教的内容也是很有意思的，尽管有些评分标准的条条框框有时会比较麻烦。还有，他课堂上的最后十几分钟都会留给我们，让我们随意向他提问。
我觉得触动到我的主要是两个点，一个是他一辈子没结婚。我听到之后就很好奇，觉得他选择一辈子不结婚的背后肯定有什么故事。第二点是他经历过越战，这是最触动到我的。我觉得他非常豁达的人生态度可能和他经历过战争有关系，因为他见过最残酷的东西。
没有拍到，也不算是遗憾」**
傍晚的黄玫瑰：《何去何从》拍摄了多久呢？拍摄地点主要选择了哪里？
于文超：从去年10月底开始第一次采访，一直拍到今年7月，断断续续一共拍了8个月，其中12月到3月是比较密集的拍摄。
拍摄地点主要是学校里面，还有他家。中间1月至2月，他去了越南，我也跟着他去了，在越南拍摄了整整30天。
傍晚的黄玫瑰：Pedro回到越南是去做什么？
于文超：我觉得他在去越南之前，已经预感到了一些东西。Life is about making choices是他的口头禅, 他这个人永远是有一个plan B的，所以尽管他每年寒暑假都会出去度假，但我觉得他那次去越南并不是单纯地休假旅行的。
他当时也没有告诉我去越南做什么，但是后来拍完之后我反思了一下，我觉得他是带着一种预设去越南的——这种预设就是说，他知道中国的环境是什么样子，他留下来的可能性有多大，万一不能留在中国，那么发誓不再回美国的他，人生的下一站很有可能就是越南。
你不要看他平常看起来是很落落大方的样子，其实他是一个很谨慎的人，也是一个很有计划的人。所以他可能在当时已经预感到了一些东西，他可能会觉得自己没有办法继续呆在外国语学院、呆在中国了。所以我觉得他去越南主要有两个目的，一方面是想看看他的老朋友，毕竟他有十几年没有回去过了；另一方面就是去为自己找出路，可能是工作方面的，我现在回想起来他可能有这样一个历程，而且他当时有些时候不让我拍摄。虽然一些隐私的东西他都会和我说，但是我没有拍，因为我觉得这其中涉及到人物的一些隐秘的东西，人家不想让你拍了你就不要拍吧。还有一些东西我当时是拍下来的，但是最后没有用。
傍晚的黄玫瑰：出于对隐私的尊重，你选择了不去呈现一些内容。那你觉得这样做会在传达纪录片主题的时候留下一些遗憾吗？
于文超：拍纪录片不像拍电影——你拍电影，剧本/演员/道具等等，所有的东西都是预设好的，你只需要竭尽所能地去呈现自己想要的效果。而拍纪录片的话，你只有摄像机，有时候真的是在碰运气。比如说我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一个结果，会有这样的一个转折；再比如说中间有一个重要的部分我没有拍到：Pedro生病了，因为他毕竟年龄大了，独自留在中国可能会遇到很多问题，而我也想在纪录片里呈现这一点。但是，纪录片就是这样，你拍到了就是拍到了，没有拍到就是没有拍到，他生病的场景我就没有拍到，其实挺遗憾的。而且你又在追求真实，不可能去捏造或者虚构。
所以我觉得有些东西拍到了，是幸运，没有拍到，也不算是遗憾吧。你不可能面面俱到，把所有东西都拍到。不是有一句话这样说嘛，“残缺也是一种美”。 拍到也好，没拍到也好，对我做纪录片来说，都是一种财富。对他而言，可能更是一种保护，因为有些人并不希望他生活里的所有东西都被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傍晚的黄玫瑰：所以你认为尊重采访对象是大于将一切内容记录下来的？
于文超：对。因为我拍摄的不是一个记录社会黑暗面的东西。如果是揭黑，比如说深度调查报道，那种我就会认为追求深度的东西是对的。但是我认为当你在讲述一个人物、讲述他的故事的时候，当他说你不要拍我的时候，那你就要尊重他。
在跟拍Pedro的时候，除了上厕所、睡觉外，我一直都跟着他。我和他算是很好的朋友，算得上“同床共枕”——在越南的时候，有时候为了省钱，我们睡在一起。但是我考虑到他没有结婚，可能不太习惯两个人共同在一个空间里生活，所以我在很多方面会注意，要避免让他觉得不舒服，要让他感觉我是尊重他的。
是如何在这些个体身上具体发生的」**
傍晚的黄玫瑰：《何去何从》想表达的主题是什么？海报上的“Life is about making choices”又想表达什么？
于文超：“人生在于选择”这是Pedro一直在强调的一句话。
我觉得“选择”就是一个出发点吧。现实往往是比较残酷的，哪怕你自己有一个很好的愿望，比如对Pedro来说，他就想留在中国，他热爱中国，热爱教学。但是这只是你的一厢情愿，因为大环境下，一个国家、一个组织的运行都是有自己的规章制度的，我们个人在规章制度面前其实是很渺小的。他现在被动选择离开，而这个选择、这个出发点会给他的未来带去很多影响。
每个选择都是一个出发点，有些选择是主动的，比如说他主动选择来到中国，在高校任教；而有些选择是被动的，比如说他参加越战——那时他被父亲赶出家门，他要生存、别无它法。
我记得有一次和Pedro聊天，他说人生中最重要的两天：一个是出生，一个是死亡。你没有办法选择出生的那一天，但是你可以选择怎么样去结束。对于Pedro来说，这是他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，他想活得潇洒、洒脱一点，所以他不结婚、没有孩子。而他的家庭观念和他在这方面的选择，其实又是他童年家庭生活在他身上的一种缩影。
我觉得我们拍纪录片的目的，不仅仅是要去表现他或者她做了这个、干了那个，而是说某个社会个体，他在经历了一些事情、经过时间沉淀之后，到如今有了一个怎样的状态，这个状态呈现在他身上是什么样的。我们要让观众看到历史的变化是如何在这些个体身上具体发生的。
比如说，Pedro最后没能留下来，这其实都是和他的生活经历相关的。根据出台的规定，如果是一直在高校任教的话还是可以留下来的。但是Pedro之前在日本呆的二十多年里，他基本上是在做企业的语言培训，而不是在高校任教。所以他很多年之前的一个选择也是导致现在结果的一个伏笔吧 。
傍晚的黄玫瑰：给我们说说你在拍摄《何去何从》时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吧。
于文超：印象最深刻的事情，我说两点吧。
第一点是和我自身有关的。当时在越南拍摄的时候，正好是过年，那是我第一次没有回家过年。当时在越南其实很不顺，我在入境时因为携带无人机被海关给截了，最后讨价还价交了100美金才离开；后来使用无人机拍摄还被人举报，被抓到了公安局，最后将我辛苦拍摄的素材都删了。
过年那天晚上，我自己一个人在一个陌生的国度，吃得不好，住得也不是很好，40人民币一天的房间。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自己是那么想家，第一次感受到家庭是那么重要的存在。
第二个是有关Pedro的。看了纪录片或者了解Pedro的人可能会说，哇，他投身教育事业是多么伟大、高尚。当然，崇高伟大是他的一个部分，但是我拍了他这么久，我看到的是他作为一个真真切切的人的存在，他也会发小脾气的，他也会对我生气，有时候会直接对我说你不要再拍了。
相处了一段时间，让我能够关注到他生活中一些很小的细节。有一次他为我做饭，因为他认为中国的男孩子是不会做饭的，但其实我是会做的。（笑）他给我做了他妈妈以前常给他做的一种类似汉堡的东西，我吃的时候其实有偷偷注意他的表情，其实那个时候他是很深沉的，有可能想到了自己的家庭，但是他还是会表现出很坚强的样子。
傍晚的黄玫瑰：身为纪录片导演，你对纪录片的关注重点是什么？
于文超：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不是要拍一个人做了这个或者那个，而是要呈现出他以前的生活状态对他现在生活的影响——你以前做了什么，从而影响、造就了现在的你。
打个比方，我是高考复读生，在复读的时候，我会有一种执念——我今天学习了这一道题、这一种解题方法，那么它对我高考一定会有帮助。我会相信，唯有付出了，才会有回报。你现在做的和你未来要面对的，是有必然联系的。
现在很多人都比较急躁，可能今天做了一件事情，他马上就要看到效果，但是很多东西是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沉淀后才能看到效果的，你不要以天、周、月来作为衡量目标的单位，可以试试以“年”来作单位，等到几年之后、几十年之后，你再来看做这件事情带来了什么效果。
而纪录片就是这样一个东西，他表达的、呈现的都是经历过时间沉淀的。在纪录片里，时间是最让人震撼的一个东西。比如说，寿司之神，他这辈子就只做寿司，用一辈子的时间去做好一件事，我们知道这个结果之后会称他为“神”，认为他很厉害。但是在最初当他决定要花一辈子去做寿司时，可能很多人都不会支持他。
傍晚的黄玫瑰：那你认为纪录片的意义是什么？
于文超：到目前为止，我已经拍过几部纪录片了，记录下了很多故事。对于我来说， 我看到了他们所经历的生活，不管是快乐还是痛苦或者辛酸。在拍摄过程中，我好像也经历了一遍他们所经历的东西，所以拍摄纪录片对你自己的成长、对个人理解是很有帮助的。
我以前经常和别人聊，我们认为“纪录片是一个国家的相册”——社会在不断发展和进步，大家都愿意看到被美化的一面，在经历繁华的过程中可能会忽略它背后的辛酸，比如说失业，比如说脏乱差……你可能只看到了城市光鲜的一面，但是没有看到背后的、底层的东西。而纪录片就像是一个国家的相册，它把所有的东西都呈现给你，有美的，也有丑的。
举个例子，现在男生女生去拍证件照，都会化妆，拍完之后还会磨皮、各种修图，大家都需要、都喜欢美的东西，但是这个美的东西不会是你每时每刻都持续的状态，它可能只是某一段时间内你期望的自己的一个状态。而我们希望有更多人能够关注到一个整体的东西，关注到这个相册里的一切，不管是好的还是不好的，美的还是丑的。
傍晚的黄玫瑰：纪录片导演吴文光曾经说过一句话，“影像和真实搭上关系，肯定有其残酷的一面”，他认为无论是暴力的还是富有诗意的纪录片，都是在用不同的方法将刀划到症结处，然后切出一颗社会的毒瘤。
你会有类似的感受吗？你认为纪录片和真实的关系又是什么？
于文超：他说的这句话是真的，概括地来说，中国纪录片比较引人注目的主要是“老少边穷”，这些题材更能引起大家的关注或者共鸣。很多纪录片归根结底都是人，同时纪录片必须和真实挂钩，所以你在影片里呈现的本身就是残酷的一面。
我在拍《何去何从》的时候，其实我是不知道最后会是什么结局。本来的预想是Pedro可以继续留在外国语学院，因为外国语学院已经连续好几年帮他留下来了，但是最后Pedro离开了中国，这是我意料之外的事。
还有一些纪录片是在事情已经发生过后再来拍摄的，比如说《摇摇晃晃的人间》、《我的诗篇》还有《塑料王国》。拍摄之前很多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但是你纪录片还是要去呈现呀——要不情景再现，要不动画制作，要不采访。你如果采访的话，就不可避免地要提到以前发生的一些东西，不可避免地会让采访对象再重新回忆起之前的事情，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。
摄像机这么摆着，人要在镜头前讲述，很多时候他讲的东西对他来说是残酷的，当他回到事件发生时的环境、场景中去时，就会不可避免地再引起他当时的感觉。
而大部分成功的纪录片做得很好的一点就是，你和拍摄对象都处于一种很和谐的状态了，他适应了你的摄像机，可以在摄像机面前表现得很自然，从而会自愿或者情愿地去表达他所经历的东西，甚至是一些他以前不愿意回忆的东西。
但是作为纪录片导演，你需要去分辨一些东西，因为当人面对镜头时，他说的事情可能是真的，但是他描述的曾经的那种感觉可能是有夸张的成分，这可能会打个20%的折扣，但对于我来说，那80%的事件是真的，我的目的就达到了。
关于纪录片和真实，我觉得从你拿起相机的那一刻起，你就已经被带入了纪录片。问题在于你想如何去记录、如何去呈现，身为人，主观情绪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，像你后期需要剪辑，不同的剪辑能够让表达的情感完全不一样。但是纪录片导演在保证，故事是真实的，我所拍下的东西是真实的。
大家可能会觉得没有解说词的纪录片会很无聊，但是我一直推崇的是我的纪录片不加解说词。因为我觉得有了解说词，就把我自己给带进去了，而我其实只需要去交代时间、地点和人物，剩下的内容一个让Pedro去说，另一个交给观众自己，让他们去体会，观众怎么理解是他们自己的事，我不能让观众去理解我所理解过的东西。